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（1 / 5）

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

齐末荆、雍之衅既启，魏人颇有欲乘机进取者。元嵩时为荆州刺史，（嵩，任城康王云之子。云见第一节。魏荆州，初置于上洛，今陕西商县。大和中改为洛州，移荆州于鲁阳，今河南鲁山县。后又移治穰城，今河南邓县。）表言：“流闻萧懿于建业阻兵，与宝卷相持，荆、郢二州刺史，并是宝卷之弟，必有图衍之志。臣若遗书相闻，迎其本谋，冀获同心，并力除衍。一衍之后，彼必还师赴救丹阳，当不能复经营疆垂，全固襄、沔，则沔南之地，可一举而收。缘汉曜兵，示以威德。思归有道者，则引而纳之；受疑告威者，则援而接之。总兵伫锐，观衅伺隙。若其零落之形已彰，息懈之势已著，便可顺流摧锋，长驱席卷。”诏曰：“所陈嘉谋，深是良计。如当机可进，任将军裁之。”已而无所举动，盖以荆、郢已一故也。及梁武帝起兵，元英时在洛阳，又请躬指沔阴，据襄阳，进拔江陵；又命扬、徐俱举。（英时行扬州事。）事寝不报。英又奏欲取义阳。尚书左仆射源怀亦以为请。以梁武已克，遂停。此于魏为失机，若当时乘机进取，则齐、梁相持颇久，魏纵不能大有所获，中国亦必不能一无所失矣。内乱之招致外患，诚可惧也。

魏宣武帝即位时，年尚幼，诸王又颇有觊觎之心，国家未宁，实不能更图南牧。故其用兵，绝无方略。齐、梁相毙，既失乘衅之机，逮梁事已定，乃又信降人而轻动干戈焉。梁武帝天监二年，（魏宣武帝景明四年。）四月，时萧宝夤在魏，（宝寅，《魏书》及《北史》皆作宝夤。）伏诉阙下，请兵南伐，陈伯之亦请兵立效；魏乃以宝夤为扬州刺史，配兵一万，令且据东城，（宋县，当在今江苏境。）待秋冬大举；而以伯之为江州刺史，戍扬石。（亦作羊石，城名，在今安徽霍丘县南。）以任城王澄总督二镇，授之节度。（澄云子。）澄表言：“萧衍频断东关，（在今安徽巢县。）欲令巢湖泛溢。若贼计得成，则淮南诸戍，必同晋阳之事。寿阳去江，五百余里，众庶皇皇，并惧水害。事贵应机，经略须早。纵混一不可必，江西自是无虞。”于是发冀、定、瀛、相、并、济六州二万人，马一千五百匹，令中秋之中，毕会淮南，（魏冀州，治信都，见第四节。九山在盱眙。淮陵侨县，在今安徽凤阳县境。）澄总勒大军，络绎相接。既而遇雨，淮水暴长，澄引归寿春。《魏书·澄传》云：失兵四千余人，然有司奏夺其开府，又降三阶，恐所失必不止此矣。

元英以天监二年八月，进攻义阳。明年，围之。时城中众不满五千，食裁支半岁。魏军攻之，昼夜不息。刺史蔡道恭，随方抗御，皆应手摧却。相持百余日，前后斩获，不可胜计。虏甚惮之，将退。会道恭疾笃，乃呼兄子僧勰，从弟灵恩，及诸将帅，谓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不能破灭寇贼，今所苦转笃，势不支久，汝等当以死固节，无令没有遗恨。”又令取所持节。谓僧勰曰：“禀命出疆，冯此而已。即不能奉以还朝，方欲携之同逝，可与棺柩相随。”众皆流涕。五月，卒。虏知道恭死，攻之转急。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，及后将军王僧昞步骑三万救义阳。僧昞二万据凿岘，（当在合肥与大小岘之间。）景宗一万继后。僧昞军为元英所破。景宗亦不得前。马仙琕继之，尽锐决战，一日三交，皆不克。（据《魏书·元英传》。）八月，义阳粮尽，城陷。三关之戍闻之，亦弃城走。（三关：东曰武阳；西曰平靖；中曰黄岘，亦作广岘；在今河南信阳县南。）于是魏封英为中山王，而梁以南义阳置义州。（南义阳，在今湖北安乡县西南。）先一月，角城戍主柴广宗，亦以城降魏。（角城，见上节。）淮水上下游，同时告警矣，而梁州之变又起。

时有夏侯道迁者，谯国人。（见第一节。）馥之据武兴。虏军寻退。馥之留弟昌之守武兴，自引兵据仇池。以为北秦州刺史、仇池公。四年，杨灵珍据城归附。攻集始于武兴，杀其二弟集同、集众。集始穷急，请降。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、仇池公、武都王。东昏侯永元二年，复以集始为北秦州刺史。梁武帝天监初，亦以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死，子绍先袭。魏亦以为南秦州刺史、武兴王。初，齐武帝以杨炅为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（《齐书·氐传》。下文又云：隆昌元年，以炅为沙州刺史，未知孰是。）明帝建武三年，死，子崇祖袭。崇祖死，子孟孙立。及是，以孟孙为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二年，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、仇池王。（《南史·氐传》。《魏书·夏侯道迁传》云：以为征虏将军，假武都王，或在此授之后邪？）灵珍助戍汉中，有部曲六百余人，道迁惮之。时绍先年幼，委事二叔集起、集义。武兴私署侍郎郑洛生至汉中，道迁使报绍先并集起等，请其遣军以为腹背。集起、集义贪保边蕃，不欲救之，而集朗还至武兴，使与道迁密议。（据道迁叛后上魏主表。表又言：“中于寿阳，横为韦缵所谤，理之曲直，并是杨集朗、王秉所悉”，则集朗与道迁同在寿阳。又案《魏书·道迁传》云：年十七，父母为结昏韦氏。道迁云：欲怀四方之志，不欲取妇。家人咸谓戏言。及至昏日，求觅不知所在。于后访问，乃云逃入益州。道迁之与武兴相勾结，当在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