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节 旧有诸迷信（1 / 8）

晋南北朝宗教

第一节 旧有诸迷信

玄学与迷信，不相容者也。故魏、晋以降，玄学盛行，而迷信遂澹。《晋书·天文志》：魏文帝黄初二年，六月，戊辰晦，日有食之。有司奏免大尉。诏曰：“灾异之作，以谴元首，而归过股肱，岂禹、汤罪己之义乎？其令百官，各虔厥职。后有天地眚，勿复劾三公。”此诏虽仍引咎责躬，然已知天地之眚，无与于人事矣。挚虞对策曰：“古之圣明，原始以要终，体本以正末，故忧法度之不当，而不忧人物之失所，忧人物之失所，而不忧灾害之流行。其有日月之眚，水旱之灾，则反听内视，求其所由。远观诸物，近验诸身。于物无忤，于人无尤，此则阴阳之事，非吉凶所在也。”郤诜对策，与虞实同时事。亦曰：“水旱之灾，自然理也。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。尧、汤遭之而人不困，有备故也。自顷风雨，虽颇不时，考之万国，或境土相接，而丰约不同，或顷亩相连，而成败异流，固非天之必害于人，人实不能均其劳苦。失之于人，而求之于天，则有司惰职而不劝，百姓殆业而咎时，非所以定人志，致丰年也。”皆以释天时任人事为言，与汉人之论大异矣。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：承明十二年，九月，甲午，诏曰：“日月薄蚀，阴阳之恒度耳。圣人惧人君之放怠，因之以设戒，故称日蚀修德，月蚀修刑，乃癸巳夜，月蚀尽，公卿已下，宜慎刑罚，以答天意。”此诏辞旨，几于自相矛盾，然亦知天变与人事无关。虏主而能为此言，可知释天时，任人事，已成通常之见解矣。

然此特学者之见如是，习俗固未能骤变。魏自武帝，至于文、明，皆禁淫祀，已见《秦汉史》第六节。《南史·曹景宗传》述钟离之役云：先是旱甚，诏祈蒋帝神求雨。十旬不降。帝怒，命载荻，欲焚蒋庙并神影。尔日开朗，欲起火，当神上忽有云如伞。倏忽骤雨如写。台中宫殿，皆自振动。帝惧，驰召追停。少时还静。自此帝畏信遂深。自践阼已来，未尝躬自到庙，于是备法驾将朝臣礼谒。是时魏军攻围钟离，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。既而无雨水长，遂挫敌人。凯旋之后，庙中人马脚尽有泥湿，当时并目睹焉。梁武非迷信者流，盖因大敌当前，藉此以作士气也。陈高祖以十月乙亥即帝位，丙子即幸钟山祀蒋帝庙，（见《纪》。）亦是志矣。蒋子文行事，不见正史。《齐书·崔祖思传》云：州辟主簿。与刺史刘怀珍于尧庙祀神。庙有苏侯象。怀珍曰：“尧圣人，而与杂神为列，欲去之，何如？”祖思曰：“苏峻今日，可谓四凶之五也。”怀珍遂令除诸杂神。《南史》云：所随者为青州刺史垣护之，（祖思，清河东武城人。清河齐世属冀州，如《齐书》意，怀珍当为冀州刺史。然当时青、冀二州，或可合一刺史也。）而载祖思对辞，则云：“使君若清荡此坐，则是唐尧重去四凶，”不以苏侯为苏峻。峻凶逆，不应见祀，论者或以《南史》为可信。然《齐书》此语，不能杜撰。《南北史》多采异说，其所据依，实较诸官修之史为晚。《北史·魏兰根传》言常山郡境有董卓祠，《景穆十二王传》言邺城有石季龙庙，董卓凶逆，岂减苏峻？季龙尤异族淫暴之主也，二凶可祀，峻独不可杞乎？然则《齐书》之说，殆为不诬。以此推之，蒋子文亦必非正神也。永初之除房庙，明言“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，不在此例”。蒋子文若为正神，岂应其时亦见除毁邪。（或谓苏侯神在建康，不应在青、冀，《崔祖思传》所言者，或为别一苏侯，此亦不然。《南史·张冲传》：言东昏遣薛元嗣等援冲，冲卒，与其子孜及程茂等共守，无他经略，惟迎蒋子文及苏侯神于州听上祀以求福，则蒋、苏二神，流播及于荆郢矣。可至荆郢，何不可至青、冀邪？）

淫祀所奉，泛然不一。吴兴郡有项羽神，俗谓甚灵验，至于郡听事安施床簟为神坐，大守皆避不敢居，见《宋书·孔季恭》、《齐书·李安民》、《萧惠基》、《梁书·萧琛》诸传。《南史》、《陈本纪》：高祖永定二年，正月，遣策吴兴楚王神为帝，盖即所谓项羽神也。其见崇奉，亦不在蒋子文下矣。此与董卓、石季龙等，皆择众所共知之人而奉之，不计其善恶也。《齐书·周山图传》云：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，先为县令，死遂发灵，此则所谓名宦之流，亦不必其人之果有功德也。后世所谓城隍神者，亦昉见于此时。（《南史·梁武帝诸子传》，谓邵陵王纶在郢州祭城隍神，将烹牛，有赤蛇绕牛口。《隋书·五行志》以为武陵王纪之事。《北齐书·慕容俨传》云：俨在郢城，为侯瑱、任约所攻，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获葓竟数里，以塞船路。人信阻绝，城守孤悬，众情危惧。俨导以忠义，又悦以安之。城中先有神祠一所，俗号城隍神，公私每有祈祷。于是顺士卒之心，相率祈请，须臾，冲风歘起，惊涛涌激，漂断获葓。约复以铁锁连缉，防御弥切。俨还共祈请。风浪夜惊，复以断绝。如此者再三。城人大喜，以为神助。此《传》言俨战功，全不足信，然郢城有城隍神祠，俨曾祠之，自不害为实语也。）案隍谓城下池，战时凭城池以守，故祀其神，后遂以为地方之神，若人间之有守令矣。《梁书·王神念传》云：神念性刚正，所更州郡，必禁止淫祠。为青、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