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本戴笠还想保护那些中途从军统叛变投入汪伪的学生和下属，想要等肃奸的风潮一过，就将这些人放出来，用家法处置，维护军统的权威。但是因为戴笠不久之后就命丧黄泉，所以这些人还是被予以枪决。

但是在上海肃奸的行列中，人们最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周佛海。

汪精卫、陈公博和周佛海是沦陷区的汉奸三大头，但是只有周佛海因为又投靠了戴笠，所以在抗战胜利后依然大红大紫了一阵，这在沦陷区的百姓中激起了公愤。强烈要求惩治周佛海等大汉奸的舆论十分高涨，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对此推波助澜，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。

戴笠并没有犹豫很久就做出了惩处周佛海的决定。因为虽然周佛海在策反、分化汪伪特工的行动中起到了重大作用，而且戴笠为了拉拢周佛海也曾经付出了很多心血，但是在抗战胜利后，戴笠已经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小，而带来的麻烦也越来越大。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已经越来越针对他包庇汉奸的时候，他权衡了半天，终于定下了一个进退自如的两全之策。

周佛海也已经惴惴不安了很久。他还是相信戴笠会善待自己，所以一直在家里等候戴笠接见。

某一日晚上，戴笠终于踏入了周佛海的寓所。周佛海战战兢兢地把他请到花厅，奉上最好的香茗，也不敢大摇大摆地摆出一副“这是我的地盘”的模样，而是只把半边屁股挨着椅子边，前倾着身子认真聆听戴笠的问话。

戴笠故意用一副商量的口吻，对周佛海说：“你自己应该也觉得现在住在上海和南京都很不方便吧？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？”

周佛海看到戴笠这么单刀直入，心里也慌了一下，不安地问：“可是我的孩子年纪还小，一起去很不方便吧？”

戴笠立刻表示：“你的夫人跟孩子可以留在上海，但是我建议你和政治圈的友人住到重庆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周佛海谨慎地问：“那到了重庆以后，能不能经常回来走动？”

戴笠安慰他说：“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，我也会亲自去探望你们，一切都很安全，请放心。”

周佛海也是做了多年的特务头子，怎么会不知道戴笠这样商量的口吻其实就是命令。他也明白自己的前途着实堪忧，事不可为，但内心仍然存着一丝侥幸。同时也是为了抚慰自己的家人，他会对他们说：“我想蒋介石只不过打算让我进行个把月的休养而已，不会有太大危险。”

一个月后，周佛海和罗君强、丁默邨、杨惺华等人就搭专辑前往了重庆，入住中美所白公馆内的原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。

走进招待所，周佛海能明显看出房间被重新整理和布置过，家具也都是崭新的沙发和弹簧床，虽然看起来很豪华，但是却流露着一种不相应的死板和单调。替他们站岗的有1个排的武装和1个班的便衣警卫，另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总务处的1名科长以及请来的1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。周佛海看了一下这个阵势，马上明白自己将要被软禁起来的。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送他们过来的戴笠。

戴笠面带笑容地让毛人凤送上准备好的酒宴，扬要为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。席间戴笠、毛人凤纷纷向周佛海等人敬酒、说笑话，可是周佛海却心事重重，明显看得出是强颜欢笑。他不断探戴笠的口风，委婉地请求他替自己向蒋介石求情，给自己分派一个公职。

酒席吃到一半，一个卫兵走进来说：“戴老板，侍从室来电话，委员长叫你马上去。”

戴笠立刻站起来举起杯子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要先告辞了，这一杯敬诸位，希望你们在重庆能够住得开心。”

周佛海等人眼睁睁地看到戴笠离开了招待所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履行承诺，回来看过。从此，他们就被软禁在重庆白公馆里，过着朝不保夕、忐忑不安的生活。

戴笠的用意在周围人眼中其实看得是一清二楚的，为他策反汪伪队伍的唐生明也曾经当面很不客气地斥责过：“你过去尽量利用他们，拉拢他们，现在用不着他们了，你就不用为他们负责，不管他们的死活了。”

戴笠很有些尴尬，却不方便和自己素来亲密的玩友翻脸，只好找借口说：“呸，呸，不能这么说。我们做下属的，一切都要听从领袖的安排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啊。”

戴笠死后，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周佛海等人。

由于特务工作的需要，戴笠要去结识和拉拢许多的人，三教九流，人数越多越好，因此有人说他“好客”。他也喜欢以有三千门客的孟尝君自称，认为这样把自己和“战国四君子”并列而提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。但是实际在众人眼中，戴笠手下招募的不过是一些“鸡鸣狗盗”之途，帮着他做一些很不光彩的事情。

他对朋友是讲利害、看作用而决定他的态度，除极个别的外，